English

一位战略科学家的塑像

1998-04-10 来源:光明日报 张进宗 摄 我有话说

如果将时钟倒拨20年,那令人回肠荡气、兴奋激动的场面就会重现在我们的眼前: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两个著名论断,不仅一扫长期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乌云,而且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人们在欢呼: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然而,刚刚走出“文革”阴影的知识界,又陷入了新的焦虑之中:飞速发展的世界科学技术已经把我们远远抛到了时代的后面,如何追赶这股世界潮流?如何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

蒋新松,当时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位中年科学家,正是以这样的心情去拥抱那乍暖犹寒的春天。于是,他思索,他探求,他拼搏,他用深沉的智慧和火一样的热情去构建着科技的航船,并以一位科学家精微深邃的洞察力和一位战略家运筹帷幄的指挥天才开辟着通向新世纪的航道……

机器人:从梦想到现实

70年代初,人们谈起机器人,就像隔着重重迷雾观察宇宙间一个遥远的星体,模糊而又神秘。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究的设想已经在蒋新松的脑子里形成。

1977年,蒋新松作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发展规划的起草人之一,据理力争,把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列入了中科院1978—1985年学科发展规划之中。从此,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究被首次载入我国科技发展史册。

1979年,蒋新松赴日本考察人工智能。在考察报告中,他力陈发展机器人技术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他根据我国海上石油开发、海洋调查、海上救捞等实际需要,决定把发展特种机器人作为突破口。在中科院学部委员李薰、陶亨咸等6位老科学家的支持下,《智能机器人在海洋中的应用》终于被列入中科院“六五”重大科技项目。

蒋新松作为水下机器人的总设计师,除制定了总体方案以外,还负责航控系统的具体设计及装调,并组织全国十多个单位多学科、跨行业的大协作,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仅用3年时间,便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1号”样机,实现了我国水下机器人零的突破。

首战告捷,机器人产品开发接着被列入国家“七五”攻关计划。水下机器人产品开发为其中二级课题,蒋新松任二级课题总负责人。在总结“海人—1号”经验的基础上,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把机器人技术推向市场,还必须解决工艺制作规范、设备及可靠性等一系列问题。为此,他率领科技人员访问了加拿大、法国和美国,最后选定引进美国沛瑞公司的制造技术,开始了深潜300米的有缆中型水下机器人“瑞康—4号”的研制工作。

成功仍旧属于他们。从1988年起,“瑞康—4号”就一直在中国南海石油钻井平台被外国公司租用,开创了我国近海石油勘探钻井首次使用国产机器人的成功纪录。此外,它还成功地完成了小丰满水电站增容中拦污栅观察任务,并参加了外国公司探测沉船等水下作业。

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八六三”计划)的支持下,深潜1000米的无缆机器人“探索者—1号”的研制任务又被提了出来。当时已担任“八六三”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的蒋新松亲自任总设计师,直接主持了这一项目的研究与实施。

“探索者—1号”的成功,引起了国际科技界同行的瞩目。1991年,当蒋新松率团访问俄罗斯海参崴远东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时,该所所长阿格耶夫立即表达了合作研制深潜6000米的无缆水下机器人的愿望。

这是一个大胆的跨越,是一个更加诱人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可以使我国跻身于世界机器人研制强国的行列,而且将使我国具有对除海沟以外的世界海洋97%面积的海域进行详细探测的能力,为我国大洋协会按照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勘探太平洋15万平方公里海底矿藏、争取我国的海洋权益创造了条件。

蒋新松果断地与阿格耶夫签订了合作协议。他亲自指导和参加了总体设计,提出了完整的动力学分析及各种情况下航行控制的理论。1995年春,深潜6000米的水下机器人经中俄两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研制成功。这个当代世界领先水平的水下机器人于当年5月赴夏威夷东南海域进行深潜海试。经过连续3个月的奋战,它成功地测量了海底地貌,并摄取了深海锰核录像和照片。

在进行水下机器人研究的同时,蒋新松还及时把工业机器人的研制任务提上了日程。1981年,他便主持并参加完成了计算机控制的示教再现工业机器人的研制,并成功地用于工业生产。

这个时期,发达国家的机器人在工业生产中已大量应用,我国的机器人市场也逐步走向成熟。随着汽车、家电等工业的发展,机器人应用已从“必要”变为“必须”。面对这一需求,蒋新松于1993年在研究所内自筹了1000万元资金,从日本引进了21台机器人本体,自行研制了机器人的控制系统,然后逐步推向市场。现在,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到处都可以见到沈阳自动化所研制的机器人的踪迹,一个年创4000—5000万元产值的机器人产业已在自动化所形成。

1983年,国务院召集有关专家进行“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的挑战及对策”研究。蒋新松抓住这一时机,提出了“建立一个面向全国开放的机器人研究开发基地”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家计委和中科院的支持,一个被命名为“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的建设项目于1986年7月正式破土动工。担任示范工程总经理职务的蒋新松领导并参加了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总体设计和实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一个拥有11个实验室、一个例行试验室、一个计算机中心和一个样机工厂的庞大示范工程在沈阳落成。后经国家计委批准,这一示范工程更名为国家机器人技术研究开发工程中心。几年来,这一中心已完成重大科研课题近百项,接待了世界各地100多名专家的来访,真正成了我国高级机器人及工业机器人开发工程转化基地,高级机器人人才培养基地,国内外机器人学术交流基地。

蒋新松那萌发于70年代初期的机器人梦想,终于在神州大地变为了光辉的现实。

CIMS:哲理变成效益

作为“八六三”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的蒋新松领导着两个专题:一是智能机器人,一是CIMS。

何谓CIMS?它是由美国年轻博士约瑟夫·哈灵顿于1974年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概念,翻译成汉语就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一概念才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和重视。CIMS不是一种固定的产品,而是借助于计算机,综合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制造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系统工程技术,将企业生产全过程中的人、技术、设备及经营管理四要素及其信息流、物流有机地集成,以实现企业的整体优化。这是一种从信息观点和系统观点出发来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因而科技界习惯于称它为现代制造业组织、管理与运行的新哲理。

本来已投身于机器人研究的蒋新松,为什么在自己本已沉重的肩头再压下CIMS研究开发这副担子呢?这是基于他对世界经济竞争的深刻了解和改变我国企业落后状态的迫切心情。

直到80年代初期,CIMS可以说还与我国无缘。1984年,蒋新松在考察美国的时候,偶尔得到一本关于程序自动化的书。历史将一个重要的契机交给了一位富有使命感的科学家。从此以后,他便如饥似渴地开始了CIMS的研究。与此同时,他通过对世界经济竞争态势的深入考察,得出了“新产品的竞争正在逐步成为经济竞争的焦点”的结论。他认为,新产品竞争的核心是产品上市的速度。新产品的开发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二就意味着失败。反映在产品价值上,独占性技术(知识)构成了产品的主要价值,而一项技术的独占期又越来越短。产品竞争的这些特点,促成了敏捷制造模式的诞生,加速了整机和部件制造的进一步分离,使全球性高效动态联合企业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产品竞争既推动了社会前进,也给企业造成了严酷的生存环境。如何在这种环境下赢得竞争,是我国企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CIMS正是企业适应全球竞争的技术基础,因而引起了蒋新松这位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为了推进CIMS技术在我国的健康发展,蒋新松高瞻远瞩地提出了项目与投资的总体规划和策略,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力求把有限的资金全部用到刀刃上。

他提出的两个环境的构想,也是保证CIMS技术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全局性的指导思想。考虑到CIMS尚有不少关键技术需要攻克,所以他首先提出要创造研究环境。在他的倡导下,1988至1992年,国家投资3700万元,在清华大学建成了我国第一个CIMS研究实验基地,并在全国相应地建设了7个工程实验室。1994年,这个研究实验基地获得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颁发的“大学领先奖”。

在创造研究环境的同时,蒋新松又提出了工程环境问题。他把CIMS的发展分为4个层次,即应用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应用—产业化。考虑到我国国情,他认为创造工程环境是当务之急。为了迈出工程应用的步伐,他亲任CIMS工程应用领导小组组长,深入到全国各地许多大型企业进行调查研究,选点开展试验工作。1993年,在对试验情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他召集专家组会议,确定了“效益驱动,总体规划,重点突破,分步实施”的16字工作方针,进一步要求抓住3头“带头羊”:工程试验抓得较为出色的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沈阳鼓风机厂和北京第一机床厂。

经过第一阶段的努力,这3家企业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拿1993年与1992年相比,沈阳鼓风机厂的总产值增长56.6%,突破2亿元大关;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57.1%;出口创汇增长3.8倍,为525万美元;利税总额超历史最好水平,为1880万元。北京第一机床厂主生产计划的编制速度比手工提高40至60倍;利用计算机提供的资源配套信息,1993年增产了机床389台,而剩余零件最多的只有3件,增加收入4000万元;1994年上半年调整计划十多次,使市场急需品提前两个月投放市场,半年创利税4000万元;CIMS的物料管理系统使库存资金减少了10%以上。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的MD机头的装配周期从12个月缩短到6个月,库存积压下降了20%;JX小批量生产从18个月缩短到12个月;零件配套周期从12个月减少到9个月;整体框加工比传统方法节省工装70多套,节约工装及生产准备工时一万多小时。为此,北京第一机床厂于1995年获得了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颁发的“工业应用奖”。除美国之外,世界上同时在研究环境和工程环境两个方面获得“大学领先奖”和“工业应用奖”的国家至今只有中国。难怪原机电部的一位专家感叹说:“本来CIMS离我们尚远,现在CIMS正向我们走来,‘八六三’自动化领域的专家们起到了牵引与导向作用。”

目前,CIMS已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和部委,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正在日渐显现。“把一个哲理变成可实现、可创效益的技术手段,这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过程。”专家们这样评价说。

自动化所:十多年打场翻身仗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自1958年创建后的20多年中,一直是一个知名度较低的研究机构。然而,自从1980年蒋新松出任所长之后,这个所的知名度便日益提高。它在自动化领域,尤其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突出成就,引起了国内外科技界的重视。在“八六三”计划实施之后,该所先后有5名科学家成为“八六三”专家组成员,而蒋新松则是连任10年的首席科学家,直到逝世。1994年5月,蒋新松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结束了自动化所没有院士的历史。从1986年至1994年的9年中,该所共有5项成果获国家级成果奖,46项成果获省部级成果奖。现在,在高技术领域定位的18个研究所中,沈阳自动化所榜上有名。中科院认定了6个科研基地型研究所,它也是其中之一。如今,你若在沈阳乘出租车,只要说声“去机器人”,司机就会准确地把你送到自动化所。

沈阳自动化所十多年变化之大令人吃惊。有些朋友向蒋新松请教治所良方,蒋新松总是笑着说:“我这个所长很潇洒,是个糊涂所长,所内的事只要吹吹胡子、瞪瞪眼睛就行了。”

朋友们不理解,以为他这是在开玩笑,管理一个近千人的研究所,岂是一个只会吹胡子、瞪眼睛的“糊涂所长”能够作到的!但细细想来,他的这些话在一定的意义上却也有很大的可信度。蒋新松作为“八六三”计划的首席科学家,领导着机器人和CIMS的约5000人的科研开发队伍,已经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常在外地出差,或到企业搞调查研究,或出席各种会议,因而对所内的许多具体事情确有“糊涂”的地方,但在大事上,在关系到治所方针、学科方向等重大问题上,他却从来也没糊涂过。

他任所长,正赶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严峻的竞争形势,随时随地在淘汰着那些落伍者。为了站住自己的脚跟,他提出了研究所改革与发展的方针:不断追求研究所存在的社会价值,快速增强经济实力。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自动化所结合国际科技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的需求,对以往过于分散的课题作了大刀阔斧的调整,确立了自己的主攻方向,攥紧拳头,集中管理,同心协力办大事。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一再指出,在技术科学领域中,应尽快克服建筑在科学家自由选题基础上分散研究的状况,有计划、有组织地围绕我国四个现代化及经济建设进行“主题式”研究。6000米水下机器人的研制成功,不仅证明了他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模式的正确,而且在提高研究所存在的社会价值上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蒋新松特别反对那种从论文到论文的“学院式研究”,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问题。1988年,他赴法国参加国际机器人研讨会,在会上听取了5名留法学生的报告。那些大都属于“学院式”的研究题目,引起了他的反感。他当场就向法方提出意见,希望他们能够结合实际需要,为我方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接着,他又通过我国使馆安排了一次与中国留法学生的座谈会,详细介绍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希望留学生们能选准课题,将来回国为发展我国高技术服务。

与上述指导思想相关联的,是他主张研究所文化向企业文化靠拢的构想。他认为,传统的研究所文化着眼点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企业文化的着眼点则是效益。研究所必须引入企业文化,建立效益观念。为此,他率先在所内成立了市场部,以促进科研成果向市场产品的转化。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他还组建了质量控制部,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技师管理的措施。这一改革使自动化所的经济收入年年增长,科研实力大大加强。去年,全所收入已超一亿元。

蒋新松看重经济效益,却又反对以牺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去获取个人利益。80年代中期,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第二职业”、“星期日工程师”的狂风,使得一些科研机构人心涣散,科研工作难以开展。蒋新松这时候真的又吹胡子,又瞪眼睛。他在所内明确宣布:“我们所绝对不允许搞第二职业,如果有谁要搞,我们就请他开路,请他把第二职业变为第一职业!”他这一吹胡子、瞪眼睛,果然使那股狂风被挡在自动化所之外,所内人心稳定,科研工作井然有序。

他在全所积极倡导“献身、求实、协作、创新”精神,并且身先士卒,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教育全所职工。在一切步入正轨之后,他这个所长的确“潇洒”起来了,而一个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研究所就在他的“潇洒”之中迅速成长起来。

1994年,63岁的蒋新松离开了所长岗位,他的继任者是比他小12岁的王天然研究员。王天然深知老所长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因而工作起来总有些诚惶诚恐。蒋新松一方面让他放手开展工作,一方面又尽可能给他更多的帮助。他对王天然说:“现在你是所长,大事要由你拿主意。我有什么意见还是要说的,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我看新加坡总统李光耀离任后的职务很好,叫做‘资政’,今后我也给你当个‘资政’吧。”

事实证明,蒋新松对研究所的建设是一种方向性的、根本性的建设。在他离任所长职务后,甚至在他去世之后,所内的工作一直按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一天比一天走向兴旺。

人格魅力:团结奋斗的凝聚剂

1996年8月8日,蒋新松书房里的灯光几乎彻夜通明。这一天是他参加工作40年的纪念日。40年的漫漫长路,40年的风风雨雨,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他的脑际。童年时代的苦难,青年时代的坎坷,中年时代的执著,进入老年后的欣慰,犹如冲出闸门的洪水,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他坐到了工作台前,随着电脑键盘发出的清脆响声,他的心路历程化作了一行行文字,出现在电脑屏幕上。这篇题为《祖国和科学:我心目中的依恋和追求》的文章,最后在澎湃的激情中戛然而止:“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它本身的魅力所在。从事科研工作40年了,我又进入了新的一轮无穷的探索和无穷的苦恼中……”

这段话所流露出来的热情、挚爱和坚毅,正是蒋新松人格的魅力所在。为了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了一个科研课题的取舍,为了一个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为了一种观念或一条思路的形成,蒋新松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的探索以及无穷无尽的苦恼。他常常在讲台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常常在工厂与厂长、经理或工人倾心交谈,常常在研究室或实验室与科技人员共同切磋,常常在深夜的灯光下给各级领导撰写报告,常常在漫长的旅途中劳碌奔波,常常在医院的病床上痛苦地挣扎……无论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他始终把科研作为自己的追求。即使在他担任沈阳自动化所所长和“八六三”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的职务后,他仍旧身兼许多重大科研项目的总设计师,还直接参加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现场调试。他从来没有星期天和节日的概念,也从来没有在午夜之前上床休息过,即使在旅途的火车或飞机上,他的手里也总要捧上一本专业技术书籍。

从1979年到1995年,他共出国考察30来次。每次出国,他都要对考察项目作好充分准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到了国外,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参观学习机会,晚上则要记下参观考察所得,对技术要点进行消化吸收。他率团出国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有一次去美国考察,3周竟跑了28个单位,连随团年轻人都累得苦不堪言。

办事坚决果断,是蒋新松人格魅力的又一个方面。1991年他率团访问俄罗斯,当阿格耶夫表示愿意合作研制6000米水下机器人时,他手中虽然尚无分文研制经费,但却看准了机遇,不失时机地与俄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当他了解到全球化敏捷生产发展状况之后,便努力调动海外学子的积极性,建立海外兵团,开展立体的全球化研究。然而,不少人认为此事难度很大,因而顾虑重重。为此,他于1997年2月给原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朱丽兰写了一个建议报告,并附了一封信。这封信把他那机敏果断、勇往直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写道:“我想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还有很多随机因素,事先不可能都想得很清楚。正像站在西单路口100米处,要制定一个完整的穿过路口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随机事件太多。但西单路口是一个可以穿过的路口,这一前提是绝对肯定的,抓住机遇按既定方针大胆地往前走,有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的一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走上科研领导岗位以来,都是在这种‘过马路辩证法’的哲学思想指引下,把一个又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何等生动形象的“过马路辩证法”!何等深刻透彻的行事处世的人生哲理!

办事敢作敢当的蒋新松,对待荣誉和物质利益又总是退避三舍。许多由他领导并直接参与的项目,在申报成果时,他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中型水下机器人项目拿到奖金后,大家认为蒋新松理应分得一份,但他却坚决不受。

蒋新松的这些品格成了事业的凝聚剂,成了大家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地损害了蒋新松的健康。他长期身患糖尿病和心脏病。在北京地铁台阶,在上海虹桥机场,在国外考察途中,他都发生过虚脱、晕倒。他甚至预感到生命的危险随时可能降临,因而更加争分夺秒地工作。就在他逝世前一周,他还日以继夜地完成了一份送原国家科委的长达万余言的报告—《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对策研究》。与此同时,他还从北京给沈阳自动化所王天然所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生命总是有限的,病也许多少带给我对我身体的一些悲观,但让有限的生命发出更大热与光,在无穷的苦苦探索中追求人生的价值,追求超物质的幸福,让生命更有意义,这是我的夙愿。我希望我能在推动我们伟大祖国的现代化,为我们所的进一步的发展中,做出我的贡献。”

不幸的是,就在他写完这封信不久,就在他正准备上车去鞍山钢铁公司参加一个重大技术改造论证会时,他突然因心力衰竭而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台前。从此,他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那颗为祖国和科技事业而跳动的心终于不胜重负,艰难地作出了最后一搏……

时为1997年3月30日。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